新华社新闻台部分人员合影。资料照片
“四大队”编印的《新闻简报》。资料照片
1947年3月，中共中央为打破国民党发动的对陕北根据地的重点进攻，果断作出主动撤离延安的决定，并于29日在陕北清涧枣林沟村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部分人员留在陕北，指挥陕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和董必武等人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挺进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各项工作。
4月8日晚，转移至陕北靖边青阳岔的中央前委召开专门会议，为适应转战陕北的军事环境，决定将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以及警卫部队800余人，按军事编制组成中央纵队，纵队下辖4个大队。其中，“四大队”为新华社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由范长江担任大队长。这支队伍全程跟随中央前委辗转于陕北的战火沟壑间，无论环境如何艰险，都始终坚守党的新闻舆论阵地，紧跟党中央的步履奋战不息。毛泽东同志后来总结，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四大队”就是那条“文线”上永不断线的信号站。
临危受命见本色
转战陕北之初，新华社就完成分兵部署。一处由社长廖承志带队，在延安城旁的清凉山驻地维持日常编发、出版全流程的正常运转。另一处由副总编辑范长江牵头，在瓦窑堡设立前置工作点，提前调试设备、梳理流程，随时做好接替总社全部核心业务的准备。
3月13日，胡宗南部出动大批战机对延安发动轮番轰炸，新华社位于清凉山的多处办公窑洞损毁严重，无法支撑正常工作运转。危急之下，总社在出版了当天的《解放日报》后，立即向中央请示获批，由预先部署在瓦窑堡的工作点全面接棒，完成后续的报纸出版和广播等任务。
彼时，瓦窑堡工作点开设不久，各类物资器材还处在运输、整理、调试阶段，突然接到接替全部业务的命令，所有人的神经瞬间紧绷起来。任务部署会上，范长江向全体人员明确要求，必须在3天之内就地出版《解放日报》，同时全面接下新华社的文字、口语广播工作。坚决落实党中央部署，本就是新华社全体成员刻在骨子里的共同信念。印刷厂的同志们当夜就全部投入通宵作业，在陕北当地军民的全力协助下，最终在3月15日顺利印出新一期《解放日报》，整个工作点也顺利完成总社广播的全面接替，圆满完成党中央赋予的任务。
国民党军在占领延安后，立刻派出部队向北进犯瓦窑堡，设在当地的新华社工作点面临严重的敌情威胁。此时，廖承志已率领新华社大部分人员踏上长途转移的行军路线，等队伍完全安顿下来恢复出版和广播能力，至少还需要数月时间。为保证党的宣传工作不中断，留守瓦窑堡的新闻工作者一边顶着炮火坚守岗位，一边积极与位于太行涉县的临时总社取得无线电联系。3月25日,我军取得撤离延安后的首场大捷，青化砭一战全歼国民党军第31旅主力，俘虏其旅长、副旅长、参谋长等多名指挥员。这一胜利消息很快登上《解放日报》的版面，又通过不间断的广播传遍各个解放区的城镇乡村。广大群众得知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仍稳稳留在陕北，还能直接指挥人民军队打出这样一场干脆利落的胜仗，个个欢欣鼓舞、斗志倍增。这份来自群众的热烈反响，也成了转战途中新华社全体工作人员最有力的激励。
恪尽职守战陕北
“四大队”成立后，主要任务有4项。一是抄译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和路透、美联、合众等外国通讯社的英文电讯，整理后供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及时掌握国内外最新动态。二是同太行总社保持电台通讯联系，一方面传送人民解放军总部战报和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社论、新闻等各种文稿及中央对宣传工作的指示；另一方面，向中央转达太行总社有关宣传报道工作的请示报告。三是编辑出版《新闻简报》《参考消息》，通过研究公开情报，整理成参考资料，为党中央决策提供辅助。四是代表远在太行的新华社总社，就近指导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和西北野战军记者的新闻报道业务。
把中央领导同志撰写和审定的社论、评论和重大军事报道，传送到太行总社，并通过总社向国内外播发，是“四大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当时，这些稿件全部冠以“陕北”电头，既象征着党中央的声音，又是向人民群众阐明局势、维系团结的重要纽带。“四大队”始终保持严谨的工作作风，一丝一毫都不敢出错。为保证向太行总社的发报准确无误，大队工作人员将电报文章译好之后，由译电员读电码稿，责任编辑对着原始文稿，逐字逐句逐个标点核对，确定电码无误后，才交由电台部门发出。对于一些重要文章，“四大队”不仅要求在发出时万无一失，还坚持在总社口播时手持原稿收听对照，对收报效果进行核对。
中央转战陕北期间，“四大队”一路闯过重重难关，始终坚守在党中央身边。1947年8月沙家店战役前，“四大队”奉命向陕北佳县转移。队伍刚准备渡河，就突降暴雨引发山洪，加上敌军从南北两面步步紧逼，不尽快渡河便会陷入绝境。危急关头，驮着全部工作器材的牲口死活不肯下水，一旦器材落入敌手或有所损坏，大队即便脱险也无法恢复工作。10余名年轻队员当即跳进齐胸深的急流，分成两排面对面站成“人墙夹道”，配合饲养员前牵后赶，把所有驮器材的牲口安全送过了河。队伍刚全部上岸，河水便骤然暴涨，后续赶来的中央队伍被挡在对岸。“四大队”立刻组织当地老乡收集门板木料搭建简易浮桥，保障党中央队伍安全渡河。
精益求精做新闻
“四大队”虽然人手少、设备有限，还常年处在辗转奔波的状态里，但在新闻工作上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尤其是队长范长江，对军事报道格外重视，从前线返回的记者，他都要亲自听取他们的汇报、逐篇审阅稿件，在充分肯定大家采写成果的同时，及时指出内容疏漏、纠正表述偏差。起初，不少战地记者看到自己的稿件被删减较多，难免产生不满情绪，范长江就拿自己的经历开导大家。他常和身边人说，他自己写的各类文稿，不管是一篇社论、一段访谈还是一则短新闻，送到总社和中央领导同志手里往往都要反复修改好几遍，有的甚至要推倒重写好几轮才能最终定稿。
在范长江的严格要求下，“四大队”里不管是编辑、记者，还是印刷工人、文书，所有人都高度重视自己手上的工作，个个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此外，中央领导同志也亲力亲为，针对一些重要稿件开展“说稿”、辅助编辑，从中央层面牢牢把准新闻的方向与核心要点。1947年4月，国民党政府筹备召开伪“国大”，企图改组政府，装点其所谓“民主政治”的门面。中央计划刊发一篇社论予以揭露和抨击，“四大队”便派出编辑前往周恩来同志的住处，记录下数千字的“说稿”内容，整理后完成刊发。当月22日，社论《新筹安会——评蒋政府改组》正式发表，犀利指出蒋介石的行为不过是在“继承袁世凯”，“其媚外、残民、打内战、走死路等特点，将无一而不相像”。这篇社论一经发出，立刻在民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让大家迅速看清蒋政府的真面目，唤起普遍的警觉与憎恶。
1948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从陕西米脂起程，东渡黄河挺进华北，结束了一年来转战陕北的光辉历程。“四大队”跟随中央机关一同转移，于当年4月下旬抵达河北平山县，与新华社总社顺利会师。自此，新华社的力量重新融为一体，为迎接全国解放的到来，全面投入到更为紧张的宣传筹备工作中。在转战陕北的这一年里，“四大队”先后辗转清涧、靖边、安塞、佳县、米脂等地，累计行程数千里，行军驻留时常仅靠两三孔窑洞充当办公场所，用一两块门板临时搭起工作台开展工作。但全体大队成员始终直面敌情威胁与物资匮乏的重重挑战，把完成党交付的宣传通讯任务摆在最优先位置，充分展现出老一辈新闻工作者高涨的革命热情、坚定的胜利信念在线配资知识平台，更生动诠释了党的新闻事业与生俱来的光荣感与沉甸甸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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